一般而言,判断一个娱乐界人士红不红,要看其绯闻八卦消息多不多。同理,一个国家制造业效率高不高,通常要看其遭遇贸易伙伴国的反倾销次数多不多。尤其在经济衰退之时,制造业强国遭遇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数可能出现几何式井喷。因为在这个时候,各国政府都想控制本国失业率,其政策套餐中肯定有一项是针对贸易伙伴的反倾销。
对于出口国而言,只要本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较快,维持对贸易伙伴国的压倒性优势,那么其反倾销小动作无伤大雅。但生产率提升速度慢下来,那么就要小心,这可能成为压垮出口增长形势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中国外贸形势而言,目前需要警惕。
反倾销武器
2009年是全球对华反倾销贸易保护战最猛烈的一年。根据商务部数据,2009年,中国的出口占全球的9.6%,但是遭受的反倾销案例占到全球的40%,反补贴案例占全球的75%,遭遇的贸易调查数约占同期全球案件总数的43%,中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国。
2009年正是全球金融危机顶峰,各国政府频繁启动反倾销武器,也是情理之中。但在经济复苏或者繁荣期间,一般而言,贸易国之间相互以反倾销调查为武器的贸易战多少会有所降温。譬如据世贸组织统计,2011年,世贸组织成员共启动155起反倾销调查,比2010年同期下降9.4%.
但对于中国而言,却并非如此。商务部数据显示,2003年?2012年9月,中国共遭受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案件758起,涉案金额684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6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仅在2012年,美国共有282项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涉及全球36个国家的120多种产品,其中约有41%是针对中国,包括消费品、钢铁产品、农产品(000061,股吧)、海鲜和化学品等多个类别。
但正如汽车行驶速度越快,加速度越快,其摩擦力就越大。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遭遇反倾销案的增加,同样也是本国制造业的一个光荣。因为这意味着国外同行的效率提升出现问题,产品性价比无法与其竞争后,不得已从“下三路”出招以攻击对手。
事实上,这是所有制造业强国成长之路的必修课。如果将欧盟作为一个单一的经济体来计算,那么他在1987年以来所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总数比中国还要多,而美国也仅次于中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第二多的国家,日本则名列第三。其他如韩国、中国台湾等制造业较强的国家和地区也名列前茅。即使韩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他所遭遇的反倾销数量与其出口规模相比,和中国也相差不多。尤其是1970年代的日本工业,几乎成为全球制造业公敌。在美国,一个尼克松内阁成员的话,代表了那些忧心忡忡人们的观点:“日本人还在打仗,只不过不是常规战争而是经济战争。他们的直接目的是攻占太平洋,进而是全世界。”
但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神话之后,事情就不是这样了。尽管日本对外贸易还经常保持顺差,但他们无法维系上个世纪70年代的出口神话了。因为日本制造业效率速度放慢,不可能再维持对竞争对手国压倒性优势。
主动与被动
在哲学思维中,无论对于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的外贸部门,应对反倾销只是一个手段,出口增长才是目的。正如一辆车如果降速,当然可以降低摩擦力,但我们却不能为了降低摩擦而主动降速。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各种内外原因导致的被动降速。
2008年奥巴马上台之后,提出了一个4年内出口倍增的经济纲领。当然业内人士都明白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不代表奥巴马的外贸政策一点效果都没有。
事实上,对于美国制造业而言,从美元贬值到反倾销诉讼在内的奥巴马政策“小料”,现在都看到一点疗效。尤其是在提升就业率方面,其效果正在彰显出来。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制造业的成本飙升。这时,反倾销调查在内的“下三路”招数,终于成为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提升就业率的“催化剂”。
反倾销调查因此而引发的反倾销税和诉讼费用,对于相关出口企业而言,是不必要的经营成本。当然,如果效率高过竞争对手较多,企业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消化掉这点费用。除非贸易国之间相互出台高得离谱的反倾销贸易关税,有意重复1930年代的关税战,否则一般情况下,企业都有办法规避相关贸易壁垒。但如果行业生产效率不能保持对竞争对手压倒性优势,反倾销税就可能成为贸易壁垒中最强大的障碍。企业如果想规避反倾销税,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其国内直接投资办厂。这就是目前中国出口企业正在干的事情。
譬如河南新乡金龙铜管总部生产出的空调与制冷用精密铜管,已经占据了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但他们现在也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开设分厂。金龙集团的董事长李长杰曾对媒体坦承:“之所以决定去美国建厂,主要是美国对我们反倾销裁决的推动。”随着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愈演愈烈的反倾销,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渐失去优势,而美国的各州政府也在为了增加就业进行着各种吸引外资的政策优惠与创新,这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选择到海外甚至在美国投资建厂。
生产率法则
不同时期反倾销税的影响和结果截然不同。对于中国出口形势而言,这几乎可作为细胞切片来做样板分析。反倾销税成为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催化剂”,说明中国外贸高增长时代即将终结。这背后的宏观经济涵义,在于中国制造业效率提升速度已经不可能像过往十年那样突飞猛进了。
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外贸出口以每年平均20%以上的高速增长。几乎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应与优良的基础设施,成为承接全球产业链制造端最佳基地。而到了2012年,形势发生变化了: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为比重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在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历史性地出现转折,这预示着简单劳动力投入刺激出口增长的经济模式不再。包括工资在内的成本激增,已成为全球产业转移过程终止的根本原因,此时再遭遇反倾销税等诸多因素,制造业回流美国,也是在情理之中。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除非在包括产业升级在内的诸多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有质的突破和飞跃,否则很难维持过往10年对其他国家生产率提升方面压倒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