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4月1日起将消费税率从5%上调至8%。同时,根据今年的经济形势,明年10月还将再次上调消费税率至10%。
一杯“首相毒药”
日本的消费税法成立于1988年2月,于1989年4月开始正式实施。成立当初,当时的日本首相竹下登即迫于舆论压力而辞职。1996年6月,桥本内阁决定将消费税率从原来的3%上调至5%,却因增税引发经济衰退致使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落败,桥本龙太郎被迫引咎辞职。同样,2011年民主党菅直人内阁因决定消费增税而引发党内分裂,2012年野田内阁因成立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相关法案 (即消费增税法案)而使民主党在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一败涂地,野田佳彦也因此引咎辞职。可以说,从日本消费税法案成立到几次增税的历史风波中,人们看到的是日本经济的不断衰退和此起彼伏的倒阁运动。
自2012年12月底安倍组阁以来,依靠安倍经济学的“话筒效应”,日本经济出现股市上扬、日元贬值、个人消费回暖等现象。随着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消费增税又开始成为世人关注的话题。从目前日本的经济状况来看,迫切需要上调消费税率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不断膨胀的公共债务,一个是透支严重的社保支出。
一根“救命稻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和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日本经济开始告别战后一度高歌猛进的高速增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不断下滑至1%左右。一般来说,在拥有人口红利的高速增长期,由于整个社会对未来生活的良好期待,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也随之不断增加。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和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日本的消费者和企业也相应调整了对未来生活和生产活动的预期,老百姓开始节衣缩食,企业开始减少国内投资,转而向海外进行生产转移。因此,日本在高速增长期所形成的巨额个人消费信贷和企业融资,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和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也迅速转变成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在经历了前后十余年的清算之后,这些不良资产又开始逐步演变成政府的公共债务。目前,日本公共债务的GDP占比已经攀升至230%,居发达国家之首。而从日本的国家财政预算来看,其债务偿还支出已占预算支出的23%左右,而社保相关支出也占到3成以上。在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如要偿还巨额公共债务、填补社保透支,其方法不外乎增税和营造通货膨胀来让国民承担债务。从安倍经济学的本质来说,其货币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营造通胀预期。而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面对不断膨胀的公共债务规模和越来越大的社保 “窟窿”,唯一能够作为“救命稻草”的也仅剩消费税了。
下一道“鬼门关”
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目前日本5%的消费税率还有很大的上调空间。据日本政府测算,在经济保持正增长的情况下,其消费税率如能上调至33—35%左右,那么社保透支现象将得到缓解,而公共债务也能够降到现在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因此,这次的消费税率上调虽然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但是对安倍来说却不但“任重道远”,而且风险巨大。如果任内第一次消费增税就立刻对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带来冲击,使经济迅速下滑的话,那么安倍或将难逃和其前辈一样的下场。非但如此,按照消费增税法案,安倍还必须作出明年10月是否实施第二阶段增税的决定。也就是说,即使安倍经济学能够从4月1日第一阶段消费增税中幸免于难,也难以逃脱明年10月第二阶段增税的“鬼门关”。
自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根据日本媒体近日的报道,在消费增税之前日本的超市卖场已开始出现排队“争购”现象。可以说,出入超市卖场的消费群体多为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这部分人将是受消费增税冲击最大的消费群体。总而言之,安倍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积极推动其第三支箭,即增长战略的实施来实现日本的结构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经济增长实现税收增长。而尝试实施通货膨胀税和消费增税的方式,只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增加日本国民的负担。
陈子雷
(作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东亚经济研究中心、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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